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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编码：31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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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 赵现海
出版社: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出版年: 2022-12

内容摘录

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“中华亚洲秩序”
文明体作为族群聚合之单位，先天地具有开拓生存空间的内在驱动。因此，所谓扩张取向，便不因文化特质而有所不同，只是在地理环境与文化观念影响之下，在扩张特征上有所差别而已。亚欧大陆不同文明依托各自地理环境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，塑造出不同内涵的文化观念，最终积淀而整合为具有不同特征的文明体系，长期而稳定地对文明内部进程与外部地缘环境施加不同的能动作用。

与亚欧大陆上的其他文明，如西欧文明、阿拉伯文明、俄罗斯文明生态环境有所不足，甚至十分恶劣，只能向外不断扩张，以获取生存空间与资源，从而走上“无限扩张主义”不同，古代中国核心地带生态环境十分优越，中国先民利用这一地理条件，发展出世界上规模最大、最为发达的农业经济。反观四裔边疆，却三面为山，一面为水，生态环境较为恶劣，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。在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，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呈现出立足于核心平原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，在保证内政稳定的前提下，对地理、气候、族群与内地有所不同，甚至差别很大的边疆地区，有节制地进行对外战争与边疆开拓，在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临界点，往往停下扩张的脚步，改而实行防御立场，修筑长城的“有限开拓主义”特征，与亚欧大陆其他文明呈现出明显的区别。

中国古代很早便形成了在亚洲地区扩展自身势力的思想观念。战国时期尸佼认为：“尧南抚交阯，北怀幽都，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，有余日而不足于治者，恕也。”为建立“王者无外”理想观念中的“天下秩序”，古代中国运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种方式，积极在远方异域扩大自身影响，“文德以绥远人，威武以惩不恪”，从而与中国周边地区长期形成了既具有一定内在关联，又保持相对独立的宗藩关系，将之纳入中国古代“差序疆域”的最外层部分。从现代国际关系视角而言，这是一种以中国为核心与主宰的前近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，可称为“中华亚洲秩序”。

“中华亚洲秩序”在结构形态、历史驱动、核心理念、领土观念、运作方式与历史指向等方面，都与其他文明构建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内涵具有相当差别。

第一，与亚欧大陆其他文明在均势地缘政治下，构建起以均势、平衡为结构形态与内在逻辑的区域国际秩序不同，在“中华亚洲秩序”下，古代中国与藩属国由于力量悬殊，从而在结构形态上呈现依附与被依附的“向心结构”，与当代国际政治学中的“搭车”模式比较相似。在这种结构形态下，藩属国有向中国效忠的义务，中国也有凭借自身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威望，锄强扶弱、兴灭继绝的政治义务。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“事大字小”。“事”意为侍奉，“字”意为抚育，所谓“事大字小”，是借助远古中国血缘伦理观念，所延伸、比附而成的一种国际观念。“字”又常用“比”代替，“比”，意为庇护。

古代中国虽然实行“内霸外王”政治模式，但在“差序疆域”观念之下，对于最外层区域的经营，更为强调和平方式，也赋予该模式更多的道义内涵与政治合法性。因此，在“中华亚洲秩序”下，古代中国与藩属国呈现了和谐共生的国际关系。古代中国由此长期有效地维护了亚洲地区的和平环境，是古代亚洲能够维持较长时期和平的重要保障。